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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勒瓦拉

1998-07-30 来源:光明日报 滕 云 我有话说

卡亚尼市附近的卡亭库塔,是一处欧陆闻名的度假村,面积200公顷,有森林,田园,湖泊,山冈。山冈上有高山滑雪场和滑雪跳台,山下有冰雪隧道似的滑雪训练馆。卡亭库塔湖上则有水上运动场,备有摩托艇、划艇,度假的客人也可以自带船艇。湖畔有高尔夫球场,碧草如茵。村中有商店和星级餐饮娱乐中心。林间分布成组的和独立的别墅,都是木结构小屋,带阁楼和露台,三房一厅,全套现代化厨、餐具,贮藏室里整整齐齐码着烧壁炉和桑拿浴的劈柴。来度假的多是本国客人,也有不少来自德国和意大利等国。有团体度假的,更多的是家庭式度假。我看到餐饮娱乐中心前的地坪上,停着又飞走了私人用小型飞机,许多别墅的院子里停着小汽车,一家家人连孩子带狗,驾机驾车从各地来度假。

但卡亭库塔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这种现代度假方式,而是它另一面的古老生活方式。那天我们乘坐摩托艇,划过宽广的湖面,到彼岸的森林去。东道主先是请我们在森林湖边垂钓。芬兰有“千湖之国”雅誉,其实是应该称作万湖之国的,全境无论城市乡村,星罗棋布的湖泊有五六万之多。捕鱼、吃鱼是芬兰人劳作与生活之常,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的一位主人公,就是“吃鱼过日子”的农夫勒明盖宁。史诗中描绘了渔人们涉水拉网捕鱼,边拖网边拍打湖水,把鲈鱼、鳟鱼、鲑鱼、鲷鱼赶到网里去的情景。我们是午后上湖的,湖风很大,各踞礁石个把钟头,竟无一鱼之获。我是渔翁之意不在鱼,在乎眼前湖树与脑海中的芬兰古歌。沐着波罗的海的秋风和卡亭库塔的斜阳,过一把斯堪的纳维亚渔夫瘾,已让我感到韵致无限。

我们又被领到密林深处的一座圆形木屋前。这是用圆木和树皮搭盖的小屋,颜色褐黑,满是苍苔,形状就像林中一只硕大无朋的蘑菇。木屋只有一个门洞,往里看去,黑黢黢的,却有晃动的火光和点点烛光,透着神秘。虔敬地惴惴地走了进去,眼睛好一阵才适应那黝暗,原来木屋中央是一处地炉,周围竖着木板,木板上钉着一条条剖成两半正在烘烤的湖鱼,两位芬兰农妇不时到火堆旁弯腰照料着。木屋一侧摆放着一张厚木板长案,两边是厚木板长凳,台和凳腿都直接埋在屋地里。粗糙的长凳上铺着整张驯鹿皮,那是芬兰北部北极圈内拉普兰地区的特产。圆木屋墙上也挂着驯鹿皮和熊皮。模模糊糊看到木头墙上有搁板,摆放着一些形状极原始的神像和动物木雕,插着一把把新鲜的和干了的野花。木屋靠门洞的一角,有一座神龛,点着烛,那神像的主名我没有听清介绍,或许就是达彪吧?我知道达彪是芬兰神话中的森林之神。那么,这黑黝黝的圆木小屋,该是渔人之居、猎人之居、林人之居了。

两位芬兰农妇进进出出地忙着,不久就给客人们端来了餐具:木盘,木碗,木杯,木勺,木刀,木叉。一位女主人捧来陶罐,给客人斟上大麦酒。另一位端来木盆,舀菜羹。又端来黑面包片,覆盆子沙拉,和刚刚从火塘边取下的烤鱼。那麦酒酸酸的甜甜的。那菜羹稠稠的,微咸。那黑面包又松软又有嚼头,带一点生啤酒味。那烤鱼沁着湖畔苇锥和林中浆果的清香……

男主人吸着烟斗,提着一盏桅灯进来了。他戴农民毡帽,穿长袖无领衬衫,着黑色马裤,踏高统靴,腰挂一柄芬兰刀,把灯挂在柱子上,拿出一面手鼓,要为森林之餐的客人们弹唱。我好奇地拿过他的乐器,鼓皮像是鹿皮,很破旧了,绘着鹿的变形、树和草的抽象,构图简单朴拙,不像是绘画,倒像是神秘的符码。男主人一手举鼓,一手用弯曲的小木槌敲击着,配合他的歌唱。唱的是什么我听不懂,但我看懂了他的神态不像酬宾,也不像自娱,歌声不激昂,却一往情深,如叙如诉。他的目光有时掠过我们,但终是投向木屋黑暗的深处。听着这位芬兰民间歌手的弹唱,我不由得又想起伟大的芬兰歌者埃利亚斯·隆洛德和他编纂的《卡勒瓦拉》。

隆洛德(1802—1884)是乡村裁缝的儿子,当过乡下医生,后来当赫尔辛基大学芬兰语文学教授,一生致力于搜集、研究芬兰民间歌谣。他经常作采风之旅,徒步、骑马、划船、乘雪橇,穿过沼泽、森林、城镇、乡村,一身农民衣装,背背囊,肩上挂着枪,手中提着手杖,钮扣上别着一支笛子,嘴里叼着烟斗,像农民也像弹着甘德勒(一种民间弦乐器)、唱着鲁诺(可以歌唱的诗篇)的乡村歌手。他一路走一路把自己学到的歌唱给农民听,求他们唱自己没有听过的歌。渔夫们在湖边夜渔,燃起篝火,整夜歌唱;农夫们田间休息,常常唱着古老的歌谣;农妇们打扫家中的芬兰浴室,歌声就从浴室飞出;他都一一记录下来。这些口口相传的鲁诺叙述着芬兰民族的神话、传说,记载着芬兰人的祖先、那位名叫卡勒瓦的远古巨人和创世英雄的事迹,描述着卡勒瓦的子民们的劳作、生息、习俗。隆洛德锲而不舍地采写了20年,把搜集到的万千鲁诺编纂成长达2万多行的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意为“英雄国”。在序诗中,隆洛德忍不住以一名鲁诺歌手的身份唱道:

“我的渴望逼着我,/我的智力催着我,/我得开始我的歌唱,/我得开始我的吟哦。/我要唱民族的歌曲,/我要唱人民的传说。”

他希望“新生一代的青年们,记住这歌曲和传说。”正如隆洛德期望的那样,《卡勒瓦拉》的问世,唤醒了遭受瑞典和俄国700年统治的芬兰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历史文化观念,给予19世纪芬兰民族独立运动以巨大的精神鼓舞,也极大地促进了芬兰民族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卡勒瓦拉》因而成了在世界文学中可与《伊里亚特》、《尼伯龙根之歌》、《罗兰之歌》相媲美的几大民族史诗之一。

我不知道卡亭库塔的那位鲁诺歌手所唱的,是不是《卡勒瓦拉》的某些段落,但他让我想见了隆洛德时代鲁诺歌手们的风采。那天他用歌声把我们送出了林中的小屋,还领我们绕过屋后,参观了一处破败的木棚和几堆烬余的石头,向我们介绍说那是久远年月遗留下来的猎人小屋和芬兰人居处必备的芬兰浴室的残迹。当我们坐上来时的摩托艇,向对岸别墅群驰去的那一瞬间,我沉浸于一种从林中小径向现代文明迈进的历史感觉。我心中响起了《卡勒瓦拉》的尾声:“我的歌已经完成”,“我给歌者指出了道路”,“这是一条新辟的路径,/它敞开着,为了歌人,/为更伟大的民谣歌人,/为成长着的年轻一代,/为那正在起来的一代。”我忽然悟到这尾声其实是又一页历史的先声,是隆洛德结束古歌之际为繁庶的现代芬兰的出现准备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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